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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ay

自由是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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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唯一的答案
李翔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年08月03日

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The Joseph Needham institute),正在此地参观访问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不顾会议安排,忽然说:“我有抑制不住的想要讲话的冲动。”

受到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邀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20多位成员在奥运会期间前往英国访问,他们会参加包括“中国商业日”在内的一系列官方主题活动,并观看奥运会开幕式和一些比赛。不过更令他们期待的行程就是参观位于剑桥大学内的“李约瑟研究所”。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创办,以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而富盛名。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一个不十分显眼的位置,木质结构的矮屋使人有静谧之感。研究所门前的草坪茂盛广阔,散落了许多东方植物,那里原本有不允许穿行的规矩,只有李约瑟本人不顾“禁令”,喜欢在草坪上散步。草坪旁的一棵大树下,安葬了李约瑟和他第一位妻子李大斐以及第二位妻子鲁桂珍。中国企业家们在此留影,啧啧称叹。

参观初始,气氛十分松弛和融洽。负责接待的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热情欢迎这群中国商人,他说:“以前有很多学者前来拜访;今天有这么多中国著名的商人,我更加感到高兴,因为商人更具有现实能力。”听完古克礼有关研究所独立运作方式和捐赠人制度的介绍后,双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伟斌深受启发,他萌生了捐赠李约瑟研究所的念头,甚至想在中国成立类似机构。

一个问题使气氛严肃起来,也引发了柳传志的冲动。正是古克礼重新提起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何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7世纪一直遥遥领先的中国,而是在欧洲。他给出了学术界已有的几种解释,包括冯友兰所说的中国缺乏发展科学的愿望与动机说;中国缺少大量易得的煤炭资源;中国的大一统制度缺乏地区间的流动与竞争;以及李约瑟本人的回答:社会和组织的差异,中国的封建官僚社会不如欧洲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适于科学的发展。

“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否已经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古克礼说。这是他所谓的新的李约瑟问题。今天的中国虽不如17世纪的中国那样繁荣与强盛,在全球占据绝对的领先地位,但也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柳传志开始讲起一个亲身经历,以回答这个“新李约瑟问题”。几年前一位日本学者在一次论坛上对柳传志说,他在10年之前就曾预估,中国在数年后将会出现类似韩国三星这样的公司。但十年之后,在同苹果的竞争中三星愈发引人瞩目,而中国却仍没有一家类似的创新型明星消费电子公司——或许人们会说柳传志创办的联想集团是一家,但柳传志显然期望更高。那么,原因何在呢?

“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柳传志说。

他说,三星和他创办的联想集团在电脑营业额上相差不大,但两者利润相差却非常大,“三星高过我们十倍”。他认为,那是因为三星同时可以做显示屏和芯片。而“我的公司”却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原因则是,三星曾为了做芯片而做出了连续十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但对联想集团而言,尽管今日已经有了40多亿美元的现金流,但仍感到要重金投入去做芯片与操作系统风险重重:其中20亿美元要作为必备的流动资金,剩下的20多亿美金则远不够去做投入。

“对民企而言,首先是要活下来,而不是冒死一争。”柳传志说。与此同时,那些利润可以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国有企业,却也没有投入重金去做长远研发,因为,柳传志补充说:“他们不像我,可以从长远角度来考虑投资……,这是个体制问题。”

因为制度安排和身份问题,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更倾向于将他们在国企的任职看做是政治生涯的一站。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政治家能和李约瑟研究所的所长坐下来聊一聊。”柳传志说。

同时前往李约瑟研究所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张维迎也参与了讨论。这在原计划中可能仅是一个客气的拜访,但却变成了一项真正的脑力激荡会议。

马蔚华引用他刚刚见过的一位新加坡副总理的话:尽管中国过去三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只是依靠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因此并不会对新加坡形成挑战;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技术含量,才会形成真正的挑战。

马蔚华的观点是,首先,如果中国真想要提升创新力,那就需要将目光聚焦在小微企业身上,过去中国政府在分配科研经费时会优先考虑大企业,“大企业是不愿创新的”。其次,如果缺乏金融的支持,创新公司也很难维持。银行家马蔚华对此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包括招商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也在积极寻找有创新优势的小企业,并为之提供金融服务。

信中利资本董事长汪潮涌并不像马蔚华那样乐观。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缺乏对失败的宽容,也使科技与创新举步维艰,“成王败寇,大家太关心成功了”;资本市场的链条不够完善,没有健全的风险资本支撑是另一原因;当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也不足以与创新型社会相配套。

经济学家张维迎则更加坦率,他说:“只要是由政府控制资源和分配资源,我不相信新的‘李约瑟问题’能够解决,无论政府把资源给谁。只要政府在控制资源,资源配置就会扭曲。政府拿大把的钱给私有企业,也会破坏企业家精神。因为大家想的会是如何去拿政府的钱,而不是创新。”

“科学家与经费没有关系,科学家只同自由有关系。只要给人民自由,民间的企业家都会给科学家以经费……。我还是觉得你太乐观了。对于新的‘李约瑟问题’,没有自由,是唯一的问题;而自由,是唯一的答案。”张维迎说。

李翔是记者和作家,他跟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员在英国访问。

29
May

企业家、政治与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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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君马者道旁儿:企业家、政治与公众舆论
李翔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7月22日

“他没有政治理念,只有政治意识。”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中这样写道。他评价的是主人公圣地亚哥·萨瓦拉的父亲——秘鲁企业家费尔民·萨瓦拉。费尔民是政府的朋友,也是总统奥德利亚的朋友,换句话说,他是当时的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但与此同时,他却也参与了试图推翻奥德利亚的政变。略萨所言,费尔民没有政治理念,是指这位大资本家并不会为民主、自由、宪政或社会主义等政治理念献出自己的所有努力;但他有政治意识,作为一名能够对秘鲁政局产生极大影响的商业精英,费尔民能敏锐地意识到权力风向的变化,并且找到最适合自己和生意的生存之道。

这大概是全世界的很多公众包括知识分子对商人的最常见的印象。他们是精明的实用主义者,最擅长的是判断形势的走向和利弊,然后在尽量保全自己的同时努力从中牟利——当然,这种判断几乎适用于所有人,毕竟愿意为理念而牺牲的人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是少数。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讥讽那些举足轻重的大商人们,嘲弄他们的懦弱,怀疑他们的投机。中国历史上特别不乏这样的形象:明初的巨商沈万山、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民国至解放时期的大商人如荣毅仁家族等。最近的例子则是有中国大陆“商业教父”之称的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6月16日,企业家社交俱乐部“正和岛”公司总裁兼总编辑黄丽陆在官方网站的论坛贴出一篇短文,提及柳传志在俱乐部内部的一次聚会时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

这引发争议。俱乐部成员、企业家王瑛之后表示“退岛”,并在个人博客撰写《我的“退岛”声明》一文中写:“我们希望国家好,正和岛好,每一个岛民安全、顺利、成功,绝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畏忌自保,也要有一副肩膀、一份担当。”而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FT中文网发表题为《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的文章评述柳传志的“在商言商”,冯仑写道:“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更多来自中国社交网络的言论,则是指责柳传志的懦弱和向公权力妥协。

在我看来,柳传志先生当然有权利表明自己只想做一名商业人士的观点;那些想要关心和议论政治的中国人(无论是何种职业)当然也有权利去关心和议论政治;但是没有人有权利要求柳传志先生和他们一样思考和行事,无论是批评政府还是批评社会现象。一名商人最大的职责应当是尽其所能保证自己的公司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创造价值、盈利、纳税和提供就业,而不是去做时事评论家和知识分子。过往的历史也证明,在中国,试图和政治共舞或者试图影响政治的商人,他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自己视作一名商人。

作为一个一直比较关注柳传志也曾经和他交谈过数次的记者,对我而言,柳传志的言论其实并不意外。2012年,我曾经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过一篇柳传志访谈,也引发风波。他在访问中谈到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时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之后这篇访谈在被其他媒体转载时,概括和曲解为:柳传志对民主的态度即是“一人一票 万劫不复”。

柳传志在接受多次媒体采访时都将自己称为“种地派”,所谓种地派,就是他更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种好,而不是将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我仍旧保留着2012年采访时的记录,柳传志在访谈中说:“我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和同事努力工作,把联想做成了一个‘坛坛罐罐’(回应有人指责柳是既得利益者,顾及‘坛坛罐罐’),由于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些暴力性的场面,我很厌恶。基于这一点,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我们做企业的,像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自己的企业办好,多交税,多提供就业机会,另外就是诚信经商”,“总体来讲,我的原则是,我是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已任的,但是我和我的同事必须为联想的工作负责任。”

当然,按照我个人对柳传志的理解,将他仅仅视作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意的商人,又的确不太恰当。“产业报国”一直是柳传志为联想控股确立的使命之一。在撰写联想历史的书中——比如凌志军的《联想风云》,有心的读者其实也可以找到柳传志当年参与政治事件的记录。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并没有摆脱传统中国人的家国天下情怀。另外一个外人可能不太知道的细节是,2012年,“重庆事件”刚刚过去之后,很少喝酒的柳传志在一个内部的聚会场合,突然提议大家一起为薄王的没落举杯。他称这是中国发生的一件大好事。一个在场者后来跟我说,很少见到柳传志那么高兴。柳传志2012年也在武汉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有人称民营企业家是懦弱和摇摆的,而他则认为自己“永远懦弱,但从不摇摆”,以强调他做人和做事的底线。

1919年,蔡元培在辞任北大校长时曾引用过一个典故,“杀君马者道旁儿”,骑士的马在道旁围观者的喝彩声中越跑越快,终至累死。蔡元培说,“吾倦矣”。柳传志应也明白这个典故的道理。他的担心应该是,企业家可能会在一片鼓噪声中,承担自己不可能有力量承担的责任,而自取灭亡。

与此同时,“在商言商”这样的提法,或许也是他对“商人”的理解在发生变化。他曾说,马云卸任CEO的演讲对他触动很深。2013年5月,当马云对着台下数万人大声说“我很自豪我是一名商人时”,柳传志就坐在台下。马云在演讲中接着说,“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但是很遗憾,这个世界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商人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唯利是图的,我想我们跟任何一个职业,任何一个艺术家、教育家、政治家一样,我们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善这个社会”。在此之前,柳传志也一直受困于中国的轻商文化。此前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商人,而更愿意被称作“企业家”。

这次商人是否应该讨论政治的争议,也许也显示出一些超越商业世界的中国现实:一方面,中国社会包括知识阶层,仍然缺乏对他人见解的足够宽容,对商人阶层仍然抱有误解和歧视;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社会对政治改革的停滞有着深深的恐惧和焦虑。

李翔是商业作家,著有《商业的心灵》,《与商业明星一起旅行》等,现为《时尚先生》主编。

29
May

zt: 独裁政治下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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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3年09月18日

王功权被拘和独裁政治下的商人

9月13日中午,一个震撼性消息传遍互联网,著名投资人王功权先生被北京警方传唤。到当天晚上8点多,消息更新为北京警方刑拘王功权,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这个罪名与之前公盟发起人许志永先生被刑拘的罪名相同。王功权是许志永的密友,资助参与过公盟的工作,也参与过第一线的人权抗争,比如去关押访民的黑监狱门口抗议,要求放人等,这使他赫然异于其他商界人士,也是他与以言论为主的其他所谓商界大V的重要差别之一。他的被抓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

中国的商人,历来与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但再复杂,关系的核心无非是商业依附权力,商人依附权力,商人发财在于和权力勾结得其庇护,相应的,破产于得罪权力被其劫杀的商人也是史不绝书。

西汉时汉文帝赐予宠臣邓通铜山,由其铸造钱币发财,富可敌国,煊赫一时,及景帝即位,一声令下,家产籍没,邓通竟至饿毙。明初巨富沈万三,帮助朱元璋建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最后却因打算犒赏军队而拍错马屁,被朱元璋下令戍边云南,随后,数代子孙在朝廷几乎血洗摧折下,沈家豪族迅速败落,淹没无闻。清中期的著名红顶商人胡光墉(胡雪岩),得左宗棠赏识,主持军中商务,从事诸多民间经营,成豪财巨富,甚至得慈禧太后钦赐二品顶戴,然而最终不免卷入官场权斗的漩涡而殁。

这些著名的权力与商人故事,总是以商人的人财两空终局,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前现代中国商人的宿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式官僚政治下,权力-暴力法则支配着主要社会资源,从而支配着主要社会准则,人们所期待的一切公平正义都匍匐于权力之下。前现代中国商人正是在这样的权力-暴力结构中求生存,专制王朝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将商人地位钉死在“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的最下等,而在社会资源的支配与统治中又不得不利用商人带来的财货流通之利,由此形成钱服务并依附于权的权钱互利模式。

这样的权力与商业关系在官僚政治之下一直持续了2000多年之久,直到近代晚清之后才随着西方政治观念进入中国而发生了一些变化。辛亥革命时,江浙财团对革命党的支持,揭开了中国商人突破权力依附走向商业独立并以独立身份参与政治的序幕,虞洽卿便是其中典型。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比古代官僚政治更为极端,更有奴役效力的巨型官僚社会,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至少有一个阶段,民间商业几乎被彻底消灭。为此,商人独立这条刚刚开启的道路又重新被封锁,中国的私营资本在短短七年时间里,被共产党以工商业改造、公私合营等名义悉数劫掠一空,船业大王卢作孚之死可谓经典案例。

在几乎消灭民间商业达20多年之久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业重新兴起,然而,即使从最初的小本经营到现在市值数百亿数千亿的大型民族私营企业的发展虽然只是经历了很短的30多年时间,但商人依附权力,缺乏独立性——尤其是大的民营企业,则与前现代中国并无太大不同,甚至比古代中国更为艰难,因为改名为时髦法治术语“行政许可”的权力垄断,是一种以消灭商业为起点的恩赐性放权许可,以不许可为原则,以许可为例外。

在这样的形势下,小本经营受皂隶之骚扰、劫掠自不必说,大宗商业、大商人则受更高权力的眈眈虎视也是必然。依靠行政垄断经营国有能源、资源的国有企业在其泛滥的腐败之中,总有民间商人参与其间,而那些并不经营国有资源、能源的民间大企业家,通常也必须在给各路权力部门及其官员输送相应利益的基础上,才能获得优厚的金融、信息、政策回报,赚了皆大欢喜,赔了商人承担损失,官府官员无风险;如果政府的政策性失误引发负面社会影响,参与其中的商人可能还得充当替罪羊,前段时间被秘密处决的湖南商人曾成杰就是官商合作失败后最悲惨的商人结局。

在这样的政治-商业关系中,总体而言,商人的地位是毫无尊严可言的。人们在羡慕那些豪商巨贾亿万资产时,是否想过他们是以什么样的代价获得这些财富的?有句俗话可以形容商人的这一窘境,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揍。正因为如此,但凡有尊严的商人都对这样的制度和现状深恶痛绝,在柳传志建议商人们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后,著名企业家王瑛不假辞色地声称:“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王功权也是这样一个对权商结构深恶痛绝之人,他不惮于声称自己从未与权力之恶习合作过,倘若是真的,意味着他从未用行贿、走权力关系等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业务。至少以我跟他交往的感觉,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不仅如此,王功权先生作为一个富翁却心系全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弱者的人权呐喊,广泛参与公民行动,为受侮辱受损害的人们送去温暖和支持。王功权性格温和,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并不诉诸任何破坏性行动。即使在屡屡遭到官方警告的危险处境下,他温和如故,择善固执,不为所动。他坚定勇敢的公民精神,是当代中国最需要也最稀缺的高贵品质,在中国富人群体中尤其罕见。

有鉴于中国商人被压榨与欺辱的千年形象,有鉴于长期以来商人不得不与官府权钱勾兑的历史,王功权先生迄今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及所做的事,以及包括王瑛、王石等敢于直言的企业家,代表了中国商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便是中国商人站起来的时代。这是对民国商人新传统的自觉承续与发展,也是中国社会自由、尊严等基本人权观念不断破土而出的新成果。然而,官方对这一新现象表现出极大的恐惧,他们担心像王功权这样的商人给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提供物质资助,担心王功权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将影响一大批商人从此站起来,从而冲垮他们多年来依靠抽掉经济来源苦心经营的反公民社会堤坝,于是,他们对王功权下手是完全符合逻辑的。他们试图以此恐吓整个中国商人群体:“你们可以闷声发大财,但得由我说了算,国事不许你置喙!”就像薄熙来对待徐明,他们依然把商人当作他们的钱袋和奴才;就像湖南官场对待曾成杰,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商人当替罪羊;就像现在他们对待王功权,如果你不肯匍匐于权力脚下,那么就要收拾你。

至于所谓“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这只是中共将独裁谋略法律化的一种障眼法,以此掩盖中国依然有大量政治犯的基本事实。因此,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包括王功权先生)及其家属,还是民间社会,都不必对这些罪名过于认真。

无论王功权事件最终结果如何,他将不仅通过身陷囹圄为自己获得自由,也为当代中国商人指出了一条直立行走的新道路。

2013年9月16日於追遠堂

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